近年来，非婚同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我国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但与之相伴的同居关系暴力问题却长期处于法律规制的“灰色地带”。此前，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对“家庭成员”的界定局限于婚姻、血缘及收养关系，大量婚前同居者遭受身体伤害或精神虐待时，往往因“主体不适格”难以获得家暴保护框架的救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新规，明确将“具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的婚前同居关系”认定为家庭成员关系，并首次将精神虐待系统纳入家庭暴力行为范畴。

2022年3月，被害人张某某（女，28岁）与被告人王某某（男，30岁）确立恋爱关系并共同租住于某市高新区某小区，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日常生活开支主要由两人共同承担，形成稳定的共同生活关系。2023年1月起，王某某因工作不顺开始对张某某实施暴力行为：初期表现为言语辱骂、贬低（如指责张某某“毫无价值”“拖累自己”）、限制社交（禁止与异性同事联系、要求实时报备行踪）；后期逐渐升级为肢体暴力，包括扇耳光、推搡、用数据线抽打等。2023年5月12日，双方因琐事发生争执，王某某将张某某推倒致其腰椎骨折（经鉴定为轻伤二级），并持续辱骂至张某某出现自杀倾向。次日，张某某在朋友陪同下报警，并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案发后，王某某辩称其与张某某仅为恋爱关系，不属“家庭成员”，其行为系“情侣间纠纷”，不构成家暴；对于轻伤后果，其主张系“过失所致”，仅同意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公安机关初期以“故意伤害案”立案侦查，但因双方存在同居关系且暴力具有持续性特征，在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恰逢最高检新规发布。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在于：一是被告人与被害人是否构成“家庭成员”关系；二是被告人的持续性暴力行为应认定为家暴还是故意伤害；三是精神虐待是否属于家庭暴力的规制范畴。

根据最高检关于家庭暴力案件办理的指导意见，“具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是认定非婚同居者构成家庭成员的核心标准。本案中，张某某与王某某共同居住长达14个月，共享生活空间、共同承担开支，形成了稳定的共同生活共同体，符合“事实家庭成员”的本质特征，故应适用反家暴法律体系予以保护。

依据《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第十七条及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第226号的裁判规则，区分二者需综合考量主观故意、行为方式及危害后果。本案中，王某某的暴力行为具有“持续性、周期性”特征：前期的精神辱骂与限制自由属于精神虐待，后期的肢体暴力虽造成轻伤后果，但该伤害系在长期家暴关系中逐渐升级的行为，主观上更倾向于通过暴力控制被害人而非单纯追求伤害结果。同时，轻伤后果与前期虐待行为具有连续性，不宜单独评价为故意伤害罪，而应整体认定为家庭暴力行为。

新规明确将“身体伤害以外的精神虐待”纳入家暴范畴。本案中，王某某实施的高频次辱骂、社交隔离等行为，已导致张某某出现严重心理创伤及自杀倾向，符合“以侮辱、恐吓等方式摧残被害人精神”的家暴构成要件，属于应当规制的家庭暴力行为。

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及法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认定被告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支持被害人张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请求，裁定禁止王某某对张某某实施暴力、骚扰、跟踪、接触，并责令其迁出双方共同居住的住所；

以虐待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鉴于其暴力行为已造成轻伤后果且情节恶劣，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情节恶劣”的认定标准）；

判令王某某赔偿张某某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12万元。

新规填补了非婚同居者的保护空白，实现救济“全面化”。此前，非婚同居者遭受暴力时，往往只能通过故意伤害、侮辱等罪名寻求救济，但这些罪名难以涵盖“精神虐待”“持续性控制”等典型家暴行为。

新规将事实同居关系纳入家庭成员范畴后，受害者可直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主张损害赔偿，救济路径更为直接高效。

如本案中，被害人若以故意伤害罪单独起诉，可能面临“证据不足”或“量刑较轻”的困境，而通过家暴框架不仅获得了禁令保护，还实现了刑事追责与民事赔偿的双重救济。

实践中，精神虐待往往比身体暴力更具隐蔽性和长期性，但其对受害者的心理伤害可能更为严重。新规明确精神虐待的法律地位后，受害者可通过录音、聊天记录、心理评估报告等证据证明遭受的精神侵害，打破了此前“家暴必须见伤”的证明僵局。

例如，在牟某翰虐待案中，法院正是以“持续性辱骂制造自杀风险”为由认定精神虐待与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新规的出台将此类裁判规则进一步制度化，为女性、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全面的法律支持。

案例一、

被告人陈某某与被害人童某某（未成年人）的母亲刘某某系未婚同居关系，三人共同生活。2018年至2020年间，陈某某以殴打、体罚、冻饿、凌辱等方式长期虐待童某某，其间多次采用烟头烫、热水淋等手段实施严重暴力，造成童某某一处重伤（七级残疾）、十处轻伤及多处九级残疾。刘某某作为童某某的母亲，未阻止反而时而参与虐待行为。

法院认定陈某某、刘某某与童某某构成家庭成员关系，陈某某的行为同时构成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刘某某作为从犯，以虐待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裁判要点明确：与父母未婚同居者处于稳定共同生活状态的未成年人，应认定为“家庭成员”；在经常性虐待中实施严重暴力造成轻伤以上后果的，应分别定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并罚。

案例二、

2019年1月至9月，被告人牟某翰与被害人陈某某（同居女友）共同生活期间，以高频次、长时间的指责、谩骂、侮辱等方式对陈某某实施精神虐待，导致陈某某精神状态恶化并最终自杀身亡。

法院认定牟某翰与陈某某构成实质家庭成员关系，其精神虐待行为与陈某某的自杀结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以虐待罪判处牟某翰有期徒刑三年。该案首次在司法实践中确认，婚前同居者的精神虐待可构成虐待罪，且自杀结果可归责于施虐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新规进一步明确“家庭成员”包括具有共同生活基础的婚前同居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条：“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

第十七条：“准确区分虐待犯罪致人重伤、死亡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犯罪致人重伤、死亡的界限，要根据被告人的主观故意、所实施的暴力手段与方式、是否立即或者直接造成被害人伤亡后果等进行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