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宴举杯，是国人日常社交方式，但一杯酒背后，藏着容易被忽视的法律风险。很多人存有一个误区：只要没有强行劝酒，把醉酒同伴送上车，就万事大吉；出租车司机也常认为，按地址送到目的地，客运义务就此终结。

新疆某地这起二审维持的生命权纠纷，恰恰击碎了这种认知：扶上车不等于护送完毕，送到地点不等于免责。共同饮酒形成先行行为，由此催生附随安全保障义务；出租车承运，也附带对遇险旅客的最低救助义务。

2025年2月晚间，赵某组织聚餐，李某、孙某、周某一同赴约。酒局持续至次日凌晨两点左右，李某已经醉酒，赵某等人将李某扶上宋某驾驶的出租车，告知司机将李某送往某酒店，支付车费后各自离开。

司机宋某抵达酒店，多次呼喊李某，李某毫无回应。酒店保安称李某商铺就在酒店旁，于是保安与司机一同将意识不清的李某安置在商铺门口，宋某随即驾车离开。凌晨三点，巡逻民警发现躺倒在地的李某，紧急送医，但李某最终因呕吐物堵塞气管窒息死亡。

李某父母将三名同饮者、出租车司机宋某及其所属出租车公司诉至乌什县人民法院，主张各项损失合计136万余元，请求被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一审宣判后，赵某提起上诉，某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法院认定，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是自身安全第一责任人，对过量饮酒的风险具备预见能力，自行承担70%的责任。

共同饮酒人因先行行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义务强度有所区分：酒局组织者赵某义务最重，承担10%的赔偿责任；孙某、周某作为普通同饮参与者，各承担5%的赔偿责任。

出租车司机宋某明知李某重度醉酒、丧失自主行动与自救能力，仅仅将其放置商铺门口即离开，没有履行最低限度临时救助义务，消极不作为放大死亡危险，承担10%的责任。案涉车辆属于挂靠经营，由出租车公司先行对外赔付，赔付之后，出租车公司可依据内部挂靠合同向宋某追偿。

一审判决：赵某、出租车公司各自赔偿原告13.6万余元；孙某、周某各自赔偿6.8万余元。二审维持该判决。

法律并不禁止朋友聚餐饮酒，单纯共饮本身不会产生侵权责任。但一旦饮酒导致他人陷入醉酒、失去自我保护能力的危险状态，这一先行行为，就会在同饮人之间产生合理限度内的附随义务，包含事前劝阻适量饮酒、酒后护送、联系家属、必要时拨打急救电话等一系列行为。

义务并非均等分配。酒局发起、召集人，对整场聚餐风险管控义务高于普通参与者。本案中，同饮者错误地将“扶上出租车”等同于完成护送。真正有效的护送，终点不是上车，而是交到具备照看能力的人手中：家属、监护人，或者能够妥善安置醉酒者的可靠人员。仅仅送上出租车，放任一名失去意识的醉酒者交由司机单独处置，属于义务履行不充分，存在过错。

客运合同下，承运人的义务不止是空间运送。《民法典》明确规定承运人对遇险旅客负有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该义务不能随着车辆抵达目的地瞬间终止。

本案司机发现李某呼叫不醒，已经明确知晓乘客处于危险状态。此时可供选择的合理救助方式并不苛刻：可以拨打120、联系其家人、报警交由民警看护，而不是简单将其放在路边商铺门口一走了之。法律要求的是最低限度救助，不是无限看管；但明知他人遇险而放任不管，属于不作为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同时，挂靠运营模式下，对外由出租车公司承担责任，这也是司法实践通行规则。挂靠属于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外部受害人；公司赔付之后，再依挂靠协议向实际驾驶人追偿，兼顾受害人求偿便利与内部合同约定。

本案适用过错责任、过失相抵规则。醉酒者本人是第一责任人，自愿饮酒、疏于自控，是损害发生最主要原因，因此自担七成责任。其余被告，法院根据各自过错大小、行为对于死亡结果的原因力比例，划分按份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这一裁判思路明晰了，既不无限放大同饮者责任，不让正常社交人人自危，也不纵容“甩手掌柜式”散场，不能把风险转嫁出去就脱身。

案例一：
2021年12月19日晚，保某聚餐大量饮酒，无法操作手机，由餐厅工作人员代为下单网约车。司机蔡某接单接到保某，搀扶其下车；保某下车当即倒地，已经明显站立不稳。蔡某没有报警、拨打急救或者联系家属，直接驱车离开并自行取消订单。之后保某独自沿河边道路移动，次日被发现溺亡于附近河道。保某家属起诉司机与网约车平台，索赔总额87万余元，诉讼中明确不追究同饮者责任。

某市某区人民法院认定，承运人对遇险旅客负有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司机明知乘客深度醉酒、丧失自保能力，仅仅扶下车即离开，没有采取最低限度救助，存在过错；平台对司机负有管理责任。法院酌定平台承担15%的赔偿责任，判决平台赔偿原告18万余元。

案例二：

刘某某组织聚餐，周某参与并大量饮酒。散场之后，同饮人刘某甲护送周某一段路程，中途因为电动车车胎漏气，二人就此分开。分开时周某依旧醉酒，不具备安全独自回家的能力；刘某甲没有联系周某家人、报警，也没有安排其他人接管照看。之后周某自行骑电动车，途中发生事故身亡。家属起诉聚餐组织者刘某某、护送中途分开的刘某甲，主张赔偿各项损失合计130余万元。

法院认定，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酒后骑行危险，承担主要责任。酒局组织者刘某某未尽劝阻、护送、通知家属义务，过错更大，承担10%赔偿责任；刘某甲虽然实施了一段护送行为，但中途放任醉酒者脱离管控，护送流于形式，承担3%的赔偿责任。判决刘某某赔偿13万余元，刘某甲赔偿4万余元，驳回原告其余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一千一百八十一条 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组织，该组织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是侵权人已经支付该费用的除外。

第八百二十二条 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