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确立了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其中吸毒记录的封存引发社会广泛热议。该制度将于2026年1月1日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行政法治从“重惩戒”向“惩戒与挽救并重”的转型。一边是每年超800万曾受治安处罚群体对“摆脱终身标签”的期待，一边是公众对“记录封存是否等同于纵容违法”的担忧，如何在保障违法者回归社会权利与维护公共安全之间实现平衡，成为新规落地的核心命题。

在数字经济时代，电话号码已从单纯的通讯工具演变为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载体，与金融账户、社交账号、行踪轨迹等敏感信息深度绑定。然而，实践中利用职务便利或技术手段私自泄露他人电话号码的行为屡禁不止，不仅侵扰公民私人生活安宁，更可能引发电信诈骗、精准骚扰等次生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及相关司法解释，此类行为若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将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未成年人校园安全问题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校园欺凌引发的悲剧更是触动公众神经的敏感议题。近日，17岁少年晚自习期间校外坠楼轻生的事件，不仅折射出校园管理中可能存在的漏洞，更暴露出校园欺凌认定、学生伤害事故责任划分以及司法程序运行中的多重法律困境。

近年来，非婚同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我国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但与之相伴的同居关系暴力问题却长期处于法律规制的“灰色地带”。此前，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对“家庭成员”的界定局限于婚姻、血缘及收养关系，大量婚前同居者遭受身体伤害或精神虐待时，往往因“主体不适格”难以获得家暴保护框架的救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新规，明确将“具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的婚前同居关系”认定为家庭成员关系，并首次将精神虐待系统纳入家庭暴力行为范畴。